近段时间，广州、深圳两座城市互动密集。

9月6日，两市签署《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两市时隔6年再次牵手合作，签订框架协议。

9月17日，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在讲话中强调，在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中，学习借鉴深圳改革经验，主动接受辐射带动，推动广深实现“双核联动、双轮驱动”。

近日，广东省委深改委印发广州市推动“四个出新出彩”行动方案，包含诸多广深合作内容。其中特别指出，将把支持广州“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与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同等的力度，全力推动实施。

10月24日，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率先行动，签署《改革创新协同发展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

有不少观点认为，广深正从“竞合发展期”步入“绑定发展期”。

作为相隔仅100公里的两座一线城市，广深之间的“火花”一直不小。进入大湾区时代以来，竞争关系甚至一度被直接摆上台面。(猜你想看：《有一种“相爱相杀”，叫广州与深圳》)为何两市最近又频繁相互“示好”?

张硕辅的表态或许可以解释：“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广东、深圳改革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为广州推进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创造了新机遇、增添了新动力。”

有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因素，两市竞争在所难免。但是，广深合作有空间上的协同性与互补性，尤其是广深沿珠江口经济带空间结合度很高。

两座一线城市的“结合”，具体如何实现?又将产生多大能量?

合作必然

在不少专家看来，广深合作基础深厚。

中国(深圳)综合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认为，广州与深圳同属以广府文化为主的文化区，都有向往自由、敢于冒险的特质，也孕育出如今以创新为城市灵魂的深圳。“如果将大湾区比作一艘船，那么，深圳是产生动力的风帆，而广州则是压舱石，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中规院深圳分院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高级规划师陈斌，曾引用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对两种社会空间的划分理论，解释两座城市的不同。

城市强调的是等级、边界，对应于“场空间”，而都会强调更多的是流动、交流、向心、城市魅力等，对应于“流空间”。

对于广深两座城市，深圳的快速交通串联组团发展的模式，更符合流空间的作用;而深厚的岭南文化传统和历史底蕴，对广州塑造优质“场空间”提供了便利。

相向发展，互相补充，是两个一线城市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示意图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去年，城叔在广州参加一个有关城市评级的会议时，来自国内外的专家不约而同注意到，珠三角是全球少有的拥有两个超级城市的城市群。站在全球角度，合作在所难免。

正如陈斌分析，大湾区要提升能级，“场空间和流空间应该并重，既要有国际级的活力中心区、魅力都会生活，也要有便捷的交通和信息联系”。广深合作，恰能满足这一点。

有效配置资源的需求，也在推动广深向珠江口靠拢。有人指出，几年前，广州放弃“多个副中心”发展态势，将南沙定位为唯一副中心。随着南沙被纳入广州中心城区，两座城市的距离也得以大大缩短。

与此契合，深圳早早提出东倾西进战略。在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看来，深圳腹地有限，而广州恰与此相反。通过两地合作，更利于深圳拓展腹地。

如何切入

事实上，在深圳被赋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任时，广深合作就已被认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个原因是，虽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花落深圳，但受制于本地科技高端顶尖人才紧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创新平台缺乏等问题和薄弱环节，需要高校丰富的“科教重镇”广州的支持。这也与广深此前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决定一脉相承。

中山大学校门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杨欢 摄

在广深合作中，科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2017年，广东就规划广深科创走廊，以实行大湾区内科技创新一廊联动。其中，广州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集聚优势，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而深圳则发挥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这一思路延续到此次广深更大范围的合作中。根据最新签署的《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首要内容就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是两座城市合作的有效切入点。”李津逵指出：“广州是在工业3.0层面做从1到n的创新，而深圳则是在工业4.0层面做从0到1的层面，正如广汽只出现在广州，中兴、华为这些企业也只在深圳出现。两座城市在科技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

而在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背景下，广深基于科技的合作，将得以进一步加速。

在广州市推动“四个出新出彩”行动方案中，已得到升格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升：

南沙科学城、广州科学城、光明科学城等广深两市在科创走廊中建设的重大创新载体将实现对接合作，两市也将提供配套服务;

此外，广州与深圳还将共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验室、共同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在更大范围内，两市创新关键区域——南沙和前海之间的合作亦将得到升级。方案中提到，将加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合作。

根据一系列部署，广深科技领域的合作安排，已经深入到具体平台层面。

拉近“距离”

但无论科技还是金融、物流、文化等方案中涉及的其他领域，两座城市的合作并非一纸文件就能实现。最明显的问题是，物理空间上，两市之间相隔100公里的事实，让合作的距离感仍然存在。

在李津逵看来，要发挥创新的增长动力，集聚效应非常重要。

“制造可以分散，但创新一定要集聚。广州没能与深圳实现创新的有效集聚，尽管两市有很强互补性，但到现在，广州的金融、科技与深圳相比，仍然慢了半拍。”他说。

方案中提到的正在谋划中的广深第二高铁，将进一步拉近两地距离，但具体路线选择，仍将影响两市合作。

“广深港高铁选了广州南站，离市中心太远，而且速度也不够，肯定会影响合作效果。”李津逵说，“新的高铁最好能够直接连通两市市中心，甚至从小蛮腰直接开到福田。”

而在大湾区红利下，广深合作或许还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如今，包括广深第二高铁在内，大湾区内部交通网架构已基本成型。在此基础上，不同城市纷纷探索建立起更加丰富的合作机制。

比如，广深的频繁互动，让惠州、东莞等城市，嗅到了新的发展可能性。不久前，惠州明确提出，将积极探索与广深莞在跨界地区开展产业合作、创新协同和同城化试点。

实际上，在林江看来，广深合作的瓶颈，部分源于两地“思维方式”。他认为，可以建立一种三方共同合作机制，在广深之外，寻找东莞或惠州等城市作为中介角色，协调两个城市合作的矛盾点，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对此，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黄慧明也曾指出，只有广深之间动起来，辐射周边，实现广域的、城市群之间的均衡结构，才能充分发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价值意义。

可以说，在大湾区城市网中，广深之间的联动，组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主干和量级。

如何在大湾区层面进一步为两市合作打开局面?

李津逵认为，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实现基层诉求的充分表达。“比如，要决定大湾区内的事项时，就应该让城市平等地坐下来商议，开一个真正扁平化的联席会议，同时让独立于政府的民间机构持续观测，持续研究，使湾区战略具有持续领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