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机构监管力度再度加码，福建省将探索建立风险基金制度，以防范培训机构卷款跑路。

日前，福建省教育厅等二十一部门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要求，福建省各地将探索通过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余额和大额资金流动等措施，加强对培训机构资金的监管。

记者注意到，这是地方性规定首次明确提出“探索建立风险基金制度，对校外培训机构按学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根据规定，提取费用将主要用于出现风险时退还学生学费、补发老师工资、偿还债务等支出，防止机构卷款逃跑引发群体性事件。

此次福建提出探索风险基金制度，与国家层面的支持不无关系。但这背后，有更为严峻的现实。

2019年4月，一家名为“帕皮科技”的机构突然在京关闭6家门店，导致多名家长维权;2019年3月，深圳一家名为莎翁少儿家庭英语的机构疑似“跑路”，拖欠了北上广深多个城市1500多名家长以及多位加盟商的费用超千万……

而这些，只是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跑路”事件频发的一个缩影。

根据中国教育学会于2016年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人民币8000亿元，参与学员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达700万到850万人次。

然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称，社会类培训投诉在各类投诉中增幅明显，达到3579种。

“出事之后，培训机构之所以能‘顺利大逃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预付费制度。教育培训有一个过程，付收费一次性交付，但开支是逐步实现的，这中间的时间差代表着巨大的不当得利空间。”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表示。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曾指出，培训行业普遍采用预付的方式收费，消费者接受培训前购买充值卡、会员或者预付全款，但我国预付式消费整体监管有限，培训机构经常以破产、转让为借口一走了之，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大多数消费者都是事后“维权无果”或“自认倒霉”。

“建立严格的保证金制度，要求培训机构必须先行存入第三方机构一笔相应比例的资金，作为信用担保，万一发生倒闭或者“跑路”，则可以用此资金弥补相关利益受损方。”顾骏认为，这样的约束之下，即使预付费再诱人，机构所有人也不敢随便动“跑路”的脑筋。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监管部门也曾多次聚焦校外培训机构管理。2018年8月，《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出台，对校外培训机构设置的具体标准、审批登记、培训行为、监督管理等多方面作出专门规定，这也是第一个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

随着问题暴露增多，规范校外线上培训机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重点从过程监管方面，对校外线上培训活动进行规范。

在对该《实施意见》进行解读的发布会上，针对有些培训机构退费难，且有机构卷钱跑路的现象，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马嘉宾指出，“这个问题是目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问题。《实施意见》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为了应对和破解这一问题，《实施意见》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就包括，“还要探索创新，鼓励建立第三方账户监管机制，通过综合施策，降低学生和家长的消费风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建议，建立校外培训机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同时建立注重各类风险防范，防止出现各类群体性事件，落实培训费缴费时限，减少机构关门卷款“跑路”风险，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教育培训行业自身并不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市场，要想改变现状，仍需加快顶层制度设计。”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曼认为，各部门联合监管已经成为培训机构治理的趋势，但仍需从法律上厘清工商、税务、教育等各部门的监管责任，明确责任分工，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此外，“还可引导行业自律，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民办教育培训行业购买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内容、时间、收费标准、违反规定所称单的法律责任等。”李曼称。

顾骏同样建议建议，要解决培训机构“跑路”的问题，必须彻底厘清到底谁来管，或者如何协同管理。只有责任落实到位，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果。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防范或规避培训机构卷走客户的培训费‘跑路’的事件发生，第一道关口还是政府，政府要发挥稳定和规范两方面作用，在相关培训机构的登记、管理、税收及相关政策上保持稳定，需要监管的要监管到位，不能时有时无，时紧时松。”